公元前1599年商汤伐桀：横扫一切关于二里头三星堆和清华简的谎言

​​在上一篇火爆网络的公元长文《三星堆最惊人的还是异常铅、烧骨碎渣、前年切关清华绿松石铜牌、商汤海贝和文字等》中，伐桀我明确指出——包括三星堆在内的横扫谎诸多青铜文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含有的“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异常铅），是于里“华夏文明西来”无可置疑的铁证，所谓“本土起源论”在此铁证面前粉碎性破产。头星

中国境内根本不存在这种异常铅矿源——铅同位素207和206的比值在0.70-0.78之间，铅同位素206和204的公元比值≥ 20，铅同位素208和204的前年切关清华比值≥40——这种异常铅矿源远在南非如意宝（Rooiberg）古锡铅矿，事实清楚，商汤证据确凿。伐桀

根据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薄薄的文化地层、出土的于里异常铅青铜器、绿松石铜牌、头星大量海贝和玉器，以及文字刻符等大量证据材料来综合判断，中国考古学界其实早就知道——没有可能不知道——三星堆青铜文明就是来自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

四川省社科院段渝研究员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三星堆与哈拉帕文明四要素之比较研究》，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已经相当好了，有前沿意识，有问题意识，将三星堆文明与哈拉帕文明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

但是，三星堆怎么可能跟哈拉帕文明存在商贸往来，薄薄的文化地层无可置疑地证明——三星堆青铜文明来到一片蛮荒的四川盆地，完全是突如其来，来了就砸就烧，砸了烧了就埋，埋了就走，此后两千多年间这里一片荒凉。

中国考古学界早就知道三星堆青铜文明来自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但为了维护早已千疮百孔、到处漏风、自欺欺人、自说自话的“本土起源论”，一小撮人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问题上处心积虑搞尽了假名堂，然而欲盖弥彰——在异常铅矿源问题上如此，在烧骨碎渣碳14测年问题上亦如此，在玉器玉料来源问题上也是如此。

最诡异又最可笑的，大概要算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惊现棉织物。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发现棉织物，一举证明三星堆青铜文明来自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这是可以瞬间作出的准确而坚定的判断——因为棉花不是中国原产，中国没有原产的野生棉，棉花和棉纺织技术就是来源于印度。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发现了棉织物没有？专家们口风很严，就是不告诉大家。可是，三星堆出土的一块绿松石铜牌，考古发掘报告的一行小字说明暴露了秘密——绿松石正面铜锈上有“细绒织物”的印痕。

“细绒织物”，很显然，既不可能是丝，也不可能是麻，也不可能是呢绒（毛纺织品），是且仅是棉织品。

试图捂盖子的专家们很会脑筋急转弯，他们说，三星堆发现了三种织物——绢、绮和编织物！

其中绢和绮属于丝织品，那么第三种编织物是什么呢？

是竹篾编织物，还是藤编织物、草编织物？为什么就不能明确告知呢？很显然，理所当然不是竹、藤或草任何一种编织物。

这里的编织物，只能是纺织物，纺织物在遥远的古代，只有简单的四种——

丝织物、麻织物、毛织物（呢绒）、棉织物。

大家说，三星堆发现的三种编织物，除了绢和绮，第三种编织物是什么呢？

是棉织物，还是棉织物，还是棉织物？

这种可笑的遮遮掩掩，让我想起了三星堆考古发掘报告对一号坑烧骨碎渣的描述——

考古发掘报告称，这些骨渣经初步鉴定，有猪、羊、山羊、牛、水牛的肢骨和头骨。

这么可笑——山羊之外是什么羊呢？是绵羊，就写绵羊嘛，不写，就不是绵羊嘛，那是什么羊呢？是大角盘羊，产自中亚的大角盘羊，暴露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的大角盘羊，所以不能写！

这么可笑——水牛之外是什么牛呢？是黄牛，就写黄牛嘛，不写，就不是黄牛嘛，那是什么牛呢？是瘤牛，原产印度的瘤牛，暴露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的瘤牛，打死你们我也不能写！

去年5月底，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采访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周主任详细深入地研究过三星堆出土的编织物——记者太会问了，周主任也答得辣么滴水不漏。

记者问——出土的纺织品有无可能是麻？

记者怎么就不问——出土的纺织品有无可能是棉？

福建武夷山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悬棺里已经发现了棉布，三星堆绿松石铜牌绿锈上有细绒织物印痕，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出土的纺织品里怎么就会没有棉布呢。

好了，可笑的小把戏搞了这么多，事情越来越清楚——三星堆青铜文明就是来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棺材板上钉爆炸螺钉。

那么，三星堆青铜文明是什么时候来到三星堆的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有大批被宰杀的动物遗骸，三星堆一号坑有约3立方米烧得泛白的骨渣，金沙遗址有上千的鹿角，这都是做碳14测年的绝好材料。大批动物被宰杀的年代，就是青铜文明突然来到三星堆的年代。

请大家看看，美国贝塔实验室官网的公告——烧得泛白的骨渣，就是在600°C高温下焚烧，烧成了不含有机组分的骨碳酸盐，因此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受到污染，跟木炭一模一样，适合做测年。

吴小红、冉宏林和雷雨们居然不取样，这是什么道理呢？

好了，不管你们取样不取样，或者是做了骨渣测年也不公布正确结果，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烧埋年代一定是且仅是——公元前1599年秋冬之际。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细谈。

我们先来看看，来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到底是什么性质，跟华夏文明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非常简单，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系列青铜神像早已经清晰地说明了问题——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出土的系列青铜器，是且仅是夏天子专属传国祭祀重器！

多项文献史料记载了华夏上古帝王的种种异象，其中关于大禹的异象是——

禹病偏枯，身长九尺二寸

胸有玉斗，足文履已

虎鼻大口，两耳叁镂

首戴钩钤

如果没有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和其他遗址出土的青铜神像，这些文字记载就流于空洞的传说。可是，我们看看大立人——

这怎么不是“禹病偏枯”、“身长九尺二寸”？

大立人的胸口有一个小洞，大家通常忽略了，但我认为这里原本镶嵌着一块卍字符美玉，就是“胸有玉斗”。

再看另外的青铜神像，这怎么不是“虎鼻大口，两耳叁镂”——

湖南宁乡出土同样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其中有神兽怀抱孩子的铜像，孩子的两条腿上分别纹着神蛇“履已”——“履已”就是“率然”——

《神异经》记载——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

“率”和“履”是同音字，在不少方言和古语中，“然”和“已”也是同音词，所以“履已”百分之百就是“率然”。

考古学界有人（如李学勤）将上述青铜器命名为“虎食人卣”，完全不顾神兽怀中“足纹履已”的孩子的神异特性。

这件青铜器正确的命名应如我所论——西王母育帝卣。

该青铜器形制源于华夏文明“古埃及”（敷教台）时期的王母育帝系列雕像。

上面这尊雪花膏石雕像侧面圣书体象形文字从上到下应是——

炎黄/少皞（休教）/昆仑/伏羲/赐命/龙儿女/贞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出土一件奇特的青铜神像，脑后佩戴一件奇特的器具——

考古学界有人将神像脑后这奇特的器具悍然命名为“蝴蝶形花笄”！

天呐撸，刘老老进大观园可能会戴蝴蝶形花笄，倪大爷是倪大爷，脑后戴的是大弯刀！

考古学界完全不懂——这尊青铜神像，恰好就是“首戴钩钤”。

钩钤是紧邻房宿四星的两颗小辅星，用以指代房宿四星，因为房宿四星像一把大弯刀，首戴钩钤就是首戴房宿。

房宿对于华夏文明特别重要，夏至点在房宿四星的年代，公元前9177年甲子年，是华夏文明/世界文明从“新仙女木事件”的空前浩劫中实现伟大复兴的起始年代，因此房宿被称为“大火”，华夏文明还以房宿建立起“明堂”制度——

房四星为明堂，乃天子布政之宫，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

正因为夏至点（黄经90°）在房宿四星的年代对华夏文明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华夏文明在“古埃及”（敷教台）时期才会编纂出房宿大神（Khonsu）和夏至女神“哈索尔”（Hathor）相结合，生出世间万物的神话。

首戴钩钤，就是首戴房宿，表示华夏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至尊权威！

三星堆青铜神像脑后仅剩一个刀鞘，但我认为，刀鞘中的大弯刀已经在江西新干大洋洲的青铜墓葬中出土。

房宿是“大火”，在三星堆乃至包括殷墟在内的诸多青铜文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到处可见“大火纹”——考古学界似乎完全不认得“火”的古字怎么写——

看看到处可见的“大火纹”——

华夏文明“古埃及”（敷教台）时期，艺术品随葬品上的“大火纹”也随处可见。

实际上，华夏帝王“高阳”（法老）手中的权杖，弯钩状的权杖就是房宿和心宿，拂尘般的权杖就是毕宿——当夏至点在房宿四星，冬至点正好靠近与之遥遥相对的毕宿。

无论如何，三星堆青铜器在在表明，这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这是夏天子专属的传国祭祀重器，所谓三星堆是“古蜀国”的陈词滥调纯属妄论！

既然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以及全部含有异常铅的青铜器，都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是夏天子专属的传国祭祀重器，那么最后的夏都就在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其实就是夏朝文明！

什么？最后的夏都在印度河流域？这可把河南的二里头搁到了哪里头？

据报道，2019年10月19日，“为纪念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来自全球五大洲的考古、历史等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千年古都洛阳，“一起见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迎客，共襄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和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场盛会”。

专家称，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发展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转折点，60年来，通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持续发掘研究，并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二里头遗址实证为中国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共识。

二里头是夏都？“二里头是夏都”还成了学界共识？这共识经得起“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考证”？

那我们就来考证一下嘛，看看这听起来很吓人的“学界共识”大肥皂泡是否经得起事实的针戳。

我们暂且抛开三星堆夏天子专属传国祭祀重器，以及青铜器异常铅的事实问题不谈——让他们两个车、两个马、两个炮——他们能走出什么棋？

无论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指认最后的夏都在黄河流域哪个古城，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当然相当熟悉关于最后夏都的史料文献。

简而言之，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商汤伐桀，是用了一代奇士伊尹的奇计，出其不意，对夏都发动奇袭。

商汤伐桀的路线图，是突然从一个叫作“陑”的山坳子里杀出来，沿河北上进攻。“陑”这个地方在一条大河大拐弯的南边，这条大河叫“大水”。

商汤伐桀大军首战于郕，击败夏军，继续北上。夏桀率领大军从都城安邑出征，在安邑西边的鸣条与商汤大军展开决战。

商汤在鸣条活捉了夏桀及其部属，没有当场宰了他们，而是让他们滚——夏桀及其部属乘舟从“大水”“南行千里”，最后浮于海，死于南巢之山。

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对商汤伐桀和夏桀溃逃航迹研究了几十年呐，根本无法合理说明商汤伐桀的路线和夏桀的溃逃路线。

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居然指认夏桀的毙命之地是安徽巢湖！

巢湖是湖不是海好不好？

甚至有人强行指认从黄河到巢湖之间曾经有一条南北向的“神秘大江”！

瞧瞧，就这样几十年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三不四的商汤伐桀路线图，学界居然形成“共识”二里头是夏都！

这是说梦话，还是讲假话，还是讲鬼话？！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后的夏都在印度河流域，对着地图看一看——

如果夏都是哈拉帕，那么史料文献记载的商汤伐桀路线和夏桀溃逃路线立即可以得到几乎完美的应验！

参照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远征印度的路线图，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商汤伐桀大军穿越了伊朗高原，从印度河河口的山褶子里突然杀出来，沿印度河北上进攻。

商汤伐桀大军首先攻占了印度河河畔的重镇郕（假设是摩亨佐达罗），继续沿河北上。

夏朝现在无险可据，举国震恐，夏桀被迫领军御驾亲征，在安邑（哈拉帕）之西的河流交汇处鸣条迎战商汤。

商汤活捉夏桀后饶其不死，夏桀及其部属于是乘舟顺印度河南下，漂流千里，进入阿拉伯海，最后死在一个叫“南巢之山”的地方。

请大家注意，在中文早期文献史料中，印度河恰好被称为“大水”。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身毒”的传闻是中国史书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张骞向汉武帝描述“身毒”——

身毒在大夏（按今阿富汗）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

最后的夏都在哈拉帕！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合理不合理？！

友情提醒——哈拉帕在北纬30°，三星堆也在北纬30°，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合理不合理？！

现在我们继续来研究一下，商汤伐桀，夏朝亡国，到底是在哪一年。

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王年断代切得整整齐齐，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我们暂且不去管夏朝的开国元年，很显然，断代工程认为商汤伐桀夏朝灭亡就是公元前160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什么认为商汤伐桀夏朝灭亡就是公元前1600年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从断代工程的简本阶段性成果报告来看，专家们忙忙碌碌地干了很多细活，从天文历法到地层测年都有。

可是外人不知道，这很多的细活，是根本不能细说的，一细说就要露馅。例如，断代工程之所以将商汤伐桀夏朝灭亡的年代断在公元前1600年，一项决定性的证据材料，决定性的证据材料，决定性的证据材料，简本报告就没有告诉大家。

商汤十三年十一月初一，当天冬至交节，因此叫作“朔旦冬至”，亦即“朔日冬至”。

这可厉害了，这是一个鲜明的历日特征，如果历史真实情况的确如此，那么专家们理论上可以迅速找出这一天来——很简单嘛，对着历表找十一月初一冬至这个特征历日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冬至交节逢着阴历十一月初一，这个历日特征并不罕见，可是如果史料文献特别强调“朔旦冬至”，通常是特指“十一月初一夜半子时交冬至”，这个历日特征对于华夏古帝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简单地说，如果冬至正好在十一月初一子时交节，又正好逢着“甲子日”，这个历日就会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历法起算点，也是华夏古帝国实施重大措施的契机。

例如汉武帝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是汉武帝下令改历，以明年为太初元年，弃用沿袭秦代的以阴历十月为阴历年年首的“颛顼历”，转而实施“太初历”，即以阴历正月为年首的夏历。

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对于商汤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替天行道改朝换代了。

那么，商汤十三年的“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究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

有聪明人可能会说——这还不容易，费点力气，编个历表，一年一年往回撸，一日一日往回推，怎么也能把“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给撸出来推出来。还有更省心省力省事的，在网上找一个电子版“万年历”，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一共200年间逐年找“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怎么着也能找出来。

不用怀疑，当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就是这么找的。也不用怀疑，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根本找不出来。我很怀疑的是——正因为根本找不出来跟商汤有关的“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干脆就不提这个天文历法特征了。

可是，大家可要看清楚了——公元前1600年1月3日，几乎是“朔旦冬至”了，朔日差了一天。

同时，十一月初二这一天，纪日干支是“己卯”，而不是“甲子”。

在六十甲子序数表中，“甲子”序数为1，“己卯”序数为16，两者相差了15日。

断代工程的专家们找来又找去，只能找到公元前1600年1月3日这个冬至“勉强符合”“朔旦冬至”这个历日特征，可是按现在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这一天的纪日干支却是“己卯”，而不是“甲子”——这可难办了，所以断代工程阶段性报告干脆就不提“甲子朔旦冬至”这个特征历日了，反正商汤伐桀夏朝灭亡就是公元前1600年，老李大李和小李说，就这么定了！

非常有趣，老李大李和小李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公元前1600年1月3日这一天的纪日干支，在商汤时代恰好就是“甲子日”，而不是“己卯日”——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这一天是“己卯日”，但其原本的纪日干支恰恰就是“甲子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古天文学家、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刘次沅先生，道破了断代工程的一个天大的大BUG——

什么Bug？原来断代工程有一个危险的假设，即假设自春秋时期连续至今不叠不乱的纪日干支体系向前推广到周初，甚至商初，都是成立的。

咣当，天呐撸，断代工程不但是根据这种假设去寻找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实也是根据这种假设去寻找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甲子日”，甲骨文专家们也是根据这种假设去寻找殷商甲骨卜辞中标记纪日干支的日食月食的确切年月日。

同志们，朋友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们——甲骨卜辞中的日食月食，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可是专家们居然一个都找不出来，找出来的没有一个是对的，这不是神了个奇，奇了个怪，喵了个咪了吗？

还有更奇葩的呢——西周时期大约有六十多件王年、月份、月相和纪日干支铭文“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可是专家们无法确认任何一件青铜器铭文标示的确切年代！

专家们没有弄清楚西周月相术语的确切含义，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执着地认为西周时期的纪日干支跟春秋以来至今的纪日干支是连续不断的！

这么多年，居然就没有一个专家公开表示过怀疑——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与春秋以来至今的纪日干支体系，两者发生了断裂！

正因为如此，古天文学家刘次沅先生和上海交大的江晓原先生等，对着按今天纪日干支体系回推的西周历日表去寻找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甲子日，结果找出来的“甲子日”没有一个符合史料文献记载的“甲子日”当天发生的重大系列天象特征！

结果怎么着——中外专家们居然众口一词，指称史料文献，特别是伶州鸠所述的系列重大天象不成立，是后人伪造的！

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扬言要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撕得粉碎的美国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也明确提出，伶州鸠叙及的系列天象“是出于伪造的，而非原来的真实记录”。

四年前，当我转向先秦天文学研究，并用相关研究成果进入考古断代研究，我才惊讶地发现——中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乃至古天文学界，对先秦天文学，对传统天文历法基础知识，对华夏文明延续上万年的观象授时绝技，一窍不通，完全不懂！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古天文学研究用到了一个宝贝，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Skymap，这个好东东让我徒然流了将近20年的口水——如果20年前我就有这个好东东，我保证20年前就没有你们什么事了。

四年前，我突然得到了另一个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 Stellarium，立即马不停蹄不舍昼夜地攻城拔寨斩将刈旗，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顺利搞掂武王伐纣星牧野之战的精确年月日，又干了一个月时间的体力活，搞掂了数十件四要素俱全青铜器铭文的断代。

不用费话，翠花，上星图——

看清楚，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甲子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

看看，这不是岁在鹑火（木星位于“鹑火”天区），这不是星在天鼋（木星位于轩辕十七星天区），这不是岁鼎（木星位于鼎卦天区）？！

看看，这不是月在天驷（月亮位于房宿天区）？！

看看，这不是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看看，这不是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连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能反驳？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能反驳？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能反驳？北大清华上交复旦能反驳？泰斗昆仑院士博导状元能反驳？

你们想想就好。

不用费话——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按今天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其纪日干支为“己卯”，可是其在西周时期真实的纪日干支确实“甲子”！

这样我就知道，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与春秋以来至今的纪日干支体系，二者发生了断裂，后者突然加多了15日！

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断裂？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们？！

你们给了我国家自然科学项目研究基金？

你们给了我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研究基金？

你们给了我教育部项目研究基金？

你们给了我夏商周断代工程数千万项目资金的一个零头？

不用费话——根据西周乃至殷商时期纪日干支体系与现如今的纪日干支体系发生了15日偏差的事实，我顺利地解决了一大堆甲骨卜辞所记日食月食的精确年月日时。

举例而言——在甲骨卜辞中，有两块甲骨共同记录了“己卯夕”至“庚申”这两天之间发生的一次月食，即著名的“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

这是一次“己未日和庚申日之间的一次月食”，“于己未日夜发生，于天明后的庚申日结束，是一次带食而没的月食”。

中外学界一直找不出来这一次月食——怎么可能找得出来嘛。

在上述六十甲子表中，己未的序数是56，因此加多15日后的干支就是甲戌（11）。

在上述六十甲子表中，庚申的序数是57，因此加多15日后的干支就是乙亥（12）。

因此，实际发生的“己未夕（皿）庚申有食”，反映在今天假定纪日干支连续不断的殷商时期月食表中，当然就是“甲戌夕（皿）乙亥有食”。

因此，只要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的5000年月食表，寻找公元前1300年前后发生在“乙亥日”日出前的月食即可。这是一件简单的体力活儿，a piece of cake，如下图：

看清楚——公元前1261年3月20日乙亥日，清晨5：43，发生了一次大时分的月偏食。这就是甲骨卜辞中的“己未夕（皿）庚申月有食”，是且仅是。

再举一例——著名的“世界最早日珥记录”——刘朝阳早在1945年发表《甲骨文之日珥观测记录》一文，认为一块卜甲记录的“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是商代的一次清晨发生的日全食记录，他认为所谓“三焰”就是日全食时在日边见到的火焰，即日珥。刘朝阳认为，“可断定其为日珥观测之最早记录，去今约三千余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瑜老先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他指出——实际上在殷商武丁时期，根本没有发生过安阳可见的“乙卯”日全食！咣当！

老张此论一出，李学勤、常玉芝、冯时等学界大咖相继出手，“从古文字、天文学两方面”都否定了这是一条日全食的记录。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春秋时期至今的连续纪日干支体系与西周早期乃至更早的殷商时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发生了断裂，加多了15天，那么找出这个实际的“乙卯（52）”日来，还不是轻而易举？

对着日食表，找出某个清晨发生大食分日食的“庚午（7）”日来，不就解决了问题？！

看看，公元前1299年4月4日，按现在的纪日干支体系回推，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是“庚午（7）”，因此其殷商时期的实际纪日干支就是“乙卯（52）”。这一天的日食情况如何？很显然，这就是日出之后不久发生的一次大食分日食。

我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 Stellarium 还原这次日食，结果该软件默认算法还原的日食食分不够大，但是，可以清楚地见证日食发生时出现“大星”的情况——

看清楚——日出之时，发生了大食分日食，只要食分足够大，可以肯定“食日”之“三焰”一定就是日珥；而所谓“大星”，理所当然是刚刚升上东方地平线的两颗特别明亮的星——金星和木星。

“乙卯允明雾，三焰食日，大星”，是且仅是公元前1299年4月4日，千古悬疑至此精妙告破。

上述两例再次充分证明——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甲子日”，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我的论证完全正确！

学术界迟迟不肯、不敢承认我的论证是不是？你们想干什么？

我的精妙论证，对于解决华夏文明上古王年断代，乃至对于解决华夏文明起源和迁徙等一系列重大悬疑，具有决定性的伟大贡献。遮蔽我的成果，这是犯罪行为。我代表祖国和人民——Pia! Pia! Pia!

这一Pia，惊天地，泣鬼神，又出人意料地 Pia 死了轰轰烈烈的“清华简”。

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逸周书》记载，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这一天晚上发生了月食：

惟三十有五祀，（文）王念曰，多[ ]，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

李学勤及其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们翻开5000年月食表一查——咣当，木有哪个正月丙子日发生过月食！

可是，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后世的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初期的纪日干支体系加多了15日，因此我们就该在回推的纪日干支体系基础上减去15日，这样才能得到西周初期正确的纪日干支！

如果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确实发生了月食，那么这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

很简单嘛，既然武王伐纣牧野之战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这是在武王十一年，因此武王元年就是公元前1069年，我们就在公元前1069年以前去寻找正月丙子日就好了。

对于不知道武王元年是公元前1069年、武王伐纣是公元前1059年的专家和普通读者，寻找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也不复杂——丙子的序数是13，后世加多了15日，因此呈现在回推的纪日干支体系中其纪日干支就是序数为28的辛卯！

对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编订的《5000年月食表》，西周初期哪一年的正月“辛卯”有月食？唯一符合的选项，是且仅是公元前1083年3月2日，这是一次月全食，公元前1083年3月2日是且仅是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

由此可见，《逸周书》记载的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月食完全正确！也就再次证明我所论证的武王伐纣牧野之战是且仅是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完全正确，后世纪日干支体系比西周初期纪日干支体系加多15日的论断完全正确！

公元前1083年3月2日是且仅是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丙子日，而武王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1069年，证明文王就是公元前1070年去世，在位年数只有48年，文王元年是且仅是公元前1117年。

文王在位年数只有48年，立即证伪了李学勤们推崇的“清华简”，“清华简”《保训篇》明文记载文王在位“五十（二）年”，李学勤们释读为“五十年”。

《保训篇》是个神马东东呢？《保训篇》号称是文王临终前教导武王为政治国之道，就是“临终宝训”。“临终宝训”写得辣么叽叽歪歪歪歪叽叽，可是居然连文王在位多少年都搞不清楚，怎么不是伪造，假得不能再假了嘛！

伟大的太史公司马迁也不能确定文王到底在位多少年，只说“盖五十年”，就是“大约五十年”。

“清华简”的造假者自作聪明，他们在竹简的“五十”两字右下角嘭嘭打了两个点，留了“余味”，既可以释读为“五十”，也可以释读为“五十二”，还可以释读为“五十五”，企图确保万无一失。

这就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文王在位只有48年，立即证伪了《保训篇》，《保训篇》一被证伪，全部“清华简”都被证伪！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清华简”送去北京大学实验室做碳14年代测定，送检的样本是两块“无字残片”，两块无字残片的检测结果，居然证明了“清华简”是战国竹简！

“清华简”还有更多的问题——前不久“清华简”第十一辑隆重出版，这是所谓《五纪》的专辑。配合《五纪》专辑的出版，《文物》杂志2021年第9期隆重推出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四位副教授的四篇大作，分别介绍《五纪》各方面的情况。

我顺利拿到了这四篇大作的全文，初步翻看了一下，果不其然，如我所料，在涉及先秦天文学的部分，“清华简”东拼西凑，颠倒错乱，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无知者的伪造。

我已经写了几篇小文公开指陈“清华简”《五纪》的颠倒错乱荒谬绝伦——从文献内容的真伪正误来辨析文献的真伪，是文献校勘的基本功——我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专事文献校勘，你们跟我玩？更何况，你们对先秦天文学一窍不通。

揪出伪造贩卖“清华简”的“黑手”，案情重大，意义非凡——但是，现在，我只公开请教一位古天文学大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时先生。

冯时先生，您还记得您和孙德萱等人发掘的“中华第一龙”、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壳“青龙白虎墓葬”吗？

在西水坡的这处墓葬中，十分惊悚地用两根人的胫骨和蚌壳摆成了所谓“北斗”！

更加令人惊悚的是，这两根胫骨居然不是45号墓主的胫骨，而是从31号墓“特意移入”的！

冯时先生，请您公开说清楚讲明白——古今中外是否有任何类似的奇特葬式，居然要从别的墓葬中搬移残骸来陪葬？

冯时先生，请您公开说清楚讲明白——这特意移入的残肢，到底是剁了其他死者带肉的小腿，还是拣了两根白骨呢？

冯时先生，如果您能够公开说清楚讲明白，我就不怀疑您跟“清华简”《五纪》的关系。

绕了一大圈，我们还是回到商汤伐桀的确切年月日问题上来。

公元前1600年1月3日，阴历十一月初二，冬至，虽然这不是“朔旦冬至”，但的确是商汤时期的“甲子日冬至”。

如果这个特征历日的确跟商汤伐桀有密切关系，那么商汤率领的伐桀大军，到底是从哪里出发，对位于哈拉帕的夏都安邑发动奇袭的呢？

很多证据材料，我不一一展开论述，熟悉相关领域基本情况的读者可以迅速辨别真伪正误，其他读者也可以方便地按图索骥疑义相析。

简单地说，大家早就知道，安阳殷墟大墓出土了白人（亚美尼亚人）、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骨骸。

早些年，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两位专家王沥和金锋对殷墟黑河路商墓两具人骨进行基因测试，结果发现接近“西亚人骨”。

两年前，英国和俄罗斯的专家发了一篇论文《战车和俯身葬：重估晚商中国与北方邻居的关系》，指出殷墟墓葬群中大约30%的“俯身葬”（prone burials）。论文作者们认为“俯身葬”证明这些人不是中原土著，而是从西方向东，又从北方南下的“外来户”。

这篇论文从多方面来论证“俯身葬”的人是“外来户”——外来自何方？远至于“西伯利亚以西”。

如上标红的论文论述，国际学界几十年前就清楚地知道，战车是在西伯利亚西部起源的，经过大草原，到达中国北方；同时，战车的缰绳架、刀具和各种器具，跟南西伯利亚和蒙古的类型一致。

更有趣的是，这篇论文论述了殷墟大墓M54墓主亚长的墓葬情况，指出亚长是商朝精英，是战车指挥官，其葬式为俯身葬。

论文指出，有人认为亚长来自南方，可是从其墓葬中的战车、刀具等情况来看，亚长应该是来自北方。

此外，论文还谈到，亚长尸体裹着织物，上面缀着玉珠和上千枚贝壳。

贝壳，来自印度洋的贝壳；玉珠，来自新疆和田的和田玉玉珠。亚长墓的各种器具上还镶嵌着绿松石——大概率是来自伊朗尼普沙尔和克尔曼之间的优质绿松石产地。

关于亚长遗骸的研究，又是诡异得很。考古发掘报告根据骨骼特征指认M54墓主亚长“明显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人种”。不过，报告又称，“这个观察结论尚待科学的论证”。

后来确实对亚长遗骸做过更多的“科学论证”，包括提取牙釉质进行氧同位素检测，发现亚长不是安阳本地人。可是，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纪录片解说词绕来绕去，就是不说亚长的人种问题。

我们可以追问——专家们到底对亚长做过基因检测没有？

种种证据材料和诡异都指向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殷商王族是西亚人种，来自遥远的两河流域。

至于我，毫不怀疑、完全确信殷商王族就是西亚人种，确切地说，是古闪米特人/阿卡德人。这个问题，本文不展开论述，实际上我早已经反复做过详细深入的论证，发布过系列长文了。

论证商汤起兵自遥远的两河流域，我又发现了一项相当有力的证据材料——

“朔旦夜半冬至”。

朔，就是日月合朔，太阳月亮的视运动位置黄经值一致，又叫“日月合璧”。日月合朔之时，正逢子时正，日月位于南天子午线的子位；如果同时测定木火土金水五星的视运动位置，就可将这些位置当作初始“起跑线”，逐日推算日月五星的位置——这对于阴历和阳历的推算，以及对于关系到帝王国运的星占等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夜半朔旦冬至”对于中国古代帝王而言就是“新纪元”“新时代”的开始，是关系到帝祚永久、国泰民安的重大事件，必然十分重视。

商汤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这对于商朝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替天行道改朝换代了。

如果公元前1600年1月3日冬至，对于商汤而言的确是“夜半”冬至交节，那么商汤老巢到底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对于东八区而言，公元前1600年1月3日冬至交节是当天凌晨4:50许，因此东三区的交节时刻正好是“夜半”零时左右。

因此商汤的老巢就在东三区某个地点。

东三区哪里呢？我立即想到了摩苏尔，这附近的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这里也是战车精良的赫梯人的老巢，无论是“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还是血腥残暴，赫梯人、亚述人和殷商如出一辙。

用高精度专业天文软件Stellarium来检测一下，公元前1600年1月3日，摩苏尔是不是“夜半朔旦冬至”。

看清楚，公元前1600年（天文年-1599年）1月3日，摩苏尔，0：24：17冬至。

同时，请大家注意，摩苏尔纬度北纬36°20′，安阳殷墟北纬36°08′——这不是偶然的。

我在精细研究过华夏文明观象授时绝技之后，就深深懂得——天文官世家为了确保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天文观测大数据的持续有效，必须在原观测地的相同或相近纬度地带进行天文观测，这叫作“同纬度观测和迁徙原则”。

只有纬度相同或接近，不同地点每天看到的日月五星的行度都是一样的，太阳从日出到日落在二十八宿中行进了多少度多少分，从日落到日出又行进了多少度多少分，昏旦中星是哪一宿哪一度，子夜中星又是哪一宿哪一度，掌握大数据的天文官世家一清二楚。

因此我确信，商汤的老巢就在摩苏尔。

商汤的老巢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摩苏尔，远征印度河畔哈拉帕的夏都安邑，伐桀大军必须穿越伊朗高原的山褶子，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奇袭，完全出乎夏桀的意料。

从可能的行军路线图来估算，伐桀大军从“陑”（假定是海得拉巴）这个印度河畔的山褶子里杀出来，总里程大约3500公里左右。

武王伐纣的里程大约600公里，公元前1059年11月8日大军出发，12月8日就抵达了牧野排兵布阵，日行军里程约20公里。武王大军有数万之众，这个行军速度可以理解。

但是，商汤的伐桀大军是6000死士，战车七十乘，敢死队可能是彪悍的骑兵，行军速度应远超武王大军。

假定商汤大军平均日行军60公里，从摩苏尔抵达海得拉巴，大约需要60天。如果基本是步兵，那么行军速度可能只有每天30公里。

商汤大军第一战，是“戊子日”战于“郕”；第二战是决胜之战，“乙卯日”战于“鸣条”。三月丙寅，封赏了孤竹君。我们来参看一下公元前1600年的历日情况——

公元前1600年3月28日，这是商汤时期的“戊子日”，26天之后才是决战的“乙卯日”。综合来看，商汤伐桀大军在印度河平原上的行军速度似乎现得过于缓慢。如果这是正常行军速度，那么从摩苏尔到海得拉巴就得走上好几个月了。

这样算来，商汤伐桀的确切年代是且仅是公元前1599年，大军出动则是在公元前1600年的秋末冬初，不扰农牧时令，确保粮草充足。

公元前1599年3月20日左右，经过数月强行军，商汤伐桀大军突然从印度河口的山褶子里杀了出来，3月23日戊子日拿下夏朝南部重镇（假定是摩亨佐达罗）。

重镇陷落，夏都已无险可守，夏朝举国震恐。夏桀自恃孔武有力，御驾亲征，迎击商汤。

但是，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商汤在《汤誓》中痛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桀有昏德，天命诛之”，夏桀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罪大恶极，死期将至，因此所谓“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的“赎罪之战”。

无论如何，夏桀领军迎击顽敌，夏都安邑及周边大约十万军民立即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打包收拾夏天子数百年间积累的传国祭祀重器、各种宝物、珍禽异兽等，以至少600头大象为主力搬运工，浩浩荡荡沿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蜀身毒道”仓皇大逃亡。

这些亡夏军民，他们是羌族、彝族、僮族、傣族、苗族、瑶族、客家、侗族、畲族、仡佬族……三苗九黎，百濮百越。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天高地迥，嚎呼靡及！

鸣条终战，商汤大军进入夏都安邑，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

商汤大军随后四处劫掠，很可能北上，摧毁了土库曼斯坦、伊朗和阿富汗接壤地带的古城古诺尔（Gonur），这是与夏朝关系极为密切的古城。

亡夏军民当年3月底从夏都安邑出发，经越南入境云南，北上四川，抵达同在北纬30°的三星堆时，已是秋末冬初。不但十万军民粮食不济，成百上千的大象、鹿、牛、羊、马等也面临绝境。

率众逃亡的“带头大哥”——很可能是夏桀的指定继承人——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在三星堆和金沙两处地方砸毁烧埋大批传国祭祀重器，屠戮成百上千的大象牲畜，随后沿北纬30°一带长江两岸继续向东逃亡，一路上又不断埋藏再也无法搬动的各种重器。

“带头大哥”最终也走上了绝路——在江西新干大洋洲的赣江边上，他首先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

“带头大哥”的墓葬震惊了考古界——实际上我认为该墓葬的陪葬品数量、规模、等级碾压了安阳殷墟妇好墓。

这是陪葬青铜器上卍字符、玄鸟、大火纹牛角、圣眼。

这是就是夏朝的国鸟猫头鹰/鸮、眼睛蛇、大火纹、乾卦。考古学界胡乱指称这是“蝉”。

这是夏朝的标识性符号“十字符”，也是“甲”，就是“眼镜蛇”，也就是“夏”。考古学界居然不认识！

眼睛蛇你们认识不认识——

“玄鼋”、“轩辕”，你们认识不认识——

这些器物和纹饰，妥妥的就是夏天子的专属重器。

考古学界胡言乱语，强指江西新干大洋洲墓葬呈现的青铜文明受到了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

开，开，开，开神马玩笑——长江流域北纬30°一带的青铜文明，比殷商突然出现在中原的年代早了将近200年！

商汤伐桀大军洗劫了夏都和周边地区，在中亚草原一带晃荡了一些年。商汤后代诸王最后沿“玻璃和玉石之路”向东挺进，经黄河北岸的蒙古草原抵达东北，直到公元前1400年以后才南下中原。

商汤大军劫掠了大批夏朝重器，这才使得殷商的重器看起来跟南方的重器一模一样，实际上理所当然一模一样。

周人随商人东进，在周原停了下来，直到数百年之后的周成王时期，才进驻周公召公营造的新都洛邑。

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华夏文明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铭刻在万古不灭的璀璨星空。

华夏文明起源元年，公元前12957年甲子年，春分点在角宿初度，二十八宿起源
华夏文明复兴元年，公元前9177年甲子年，夏至点在房宿四星，明堂制度起源

少皞/左彻/峤极（法老左塞尔）元年，公元前2711年
黄帝（少皞）诛杀蚩尤，公元前2684年7月16日，阴历五月初五，夏至，端午节起源
颛顼（法老胡尼）元年，公元前2629年，重新划定“十二次”
夋喾（法老胡夫）元年，公元前2551年，在位期间建造了宇宙最大的帝王大冢“胡夫金字塔”
唐尧元年，公元前2477年；帝尧十年，景星出翼；帝尧时期测定“四仲中星”
虞舜元年，公元前2378年，当年12月25日登极，大雪交节，“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禹夏元年，公元前2325年，定都乌尔（安邑），1月9日冬至子夜八风流转图现存《史记·律书》

三星堆青铜重器大多铸造于乌尔，摆放在乌尔神庙即“明堂”之上，铸造原料来自南非“古蜀国”
夏仲康五年九月日食，“辰弗集于房”，公元前2267年10月19日
伊洛竭而夏亡，公元前1903年迁都印度河畔哈拉帕
商汤伐桀，公元前1599年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公元前1059年12月9日

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古天文学界，从现在开始，你们只有一个月的期限老实认账，否则一个都不宽恕。

（好了）​​​​